英国首相访华(讽刺的近代史故事马戛尔尼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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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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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首相访华,讽刺的近代史故事马戛尔尼访华?
当时是欧洲的新兴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期,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广,英国的工业生产和工程技术实力雄厚。 清朝的封建统治阶级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马嘎尔尼访华,一方面是耀武扬威的显示英国的工业实力,另一方面是希望打开中国的商品市场,扩大中英贸易的往来。
2. 陈香梅为何会爱上比自己大32岁的飞虎将军陈纳德?
陈香梅的人生经历堪称一段传奇,她出身名门而且内外兼修,成为了受人瞩目的民国新女性。1947年12月,这位22岁的妙龄女子却突然嫁给了54岁的美国人陈纳德,实在令人错愕不已。
问题来了,陈香梅为何会爱上比自己年长32岁的陈纳德呢?本着实事求是和尊重事实的态度,文史不假带您重温那段历史过往。
1925年6月23日,陈香梅出生于北平。父亲名叫陈应荣,通过出国留洋先后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担任了教授和外交人员。母亲名叫廖香词,她是廖凤书的女儿和廖仲恺的侄女,先后在英国和意大利留学,主攻专业是绘画和音乐,还能流利使用六国语言。
在与陈应荣结婚前,廖香词在欧洲留学期间曾与一名英国贵族有过恋爱史,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只不过,这段恋情遭到了父亲廖凤舒的极力反对,迫于无奈才回国与陈应荣举行了婚礼。
所以说,廖香词和陈应荣虽然都是新时代的青年男女,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多么牢固的感情基础。而且,她接连诞下六个孩子都是女儿,自然引起了婆家的强烈不满,导致夫妻感情更加恶化。
陈应荣是当时难得的双料博士和外交人才,逐渐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重用,被派往美国的旧金山担任领事。而作为人格独立的新女性,廖香词明确拒绝作为家属陪同丈夫前往美国,二人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悍然侵占了我国的东北地区,就此发起罪恶昭彰的侵华战争。在此背景下,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上升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但蒋介石却依然推行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
面对日寇的步步侵略,面对国府的继续“剿匪”,华北地区也变得岌岌可危,随时都会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受此影响,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迫前来督战的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随着延安方面派遣周恩来积极介入进行斡旋,西安事变终于得到了和平解决,两党也实现了停火。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初步形成,各派力量都团结在了抗日的大旗下。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全面抗战也由此开始。为了鼓舞全体国人的士气,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
战端一开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只有牺牲到底,只有抗战到底,才能赢得最后之胜利!
北平沦陷前,廖香词只好带着六个女儿南下逃亡避难,日子过得颠沛流离。由于婚姻不幸,她长年以来都郁郁寡欢,加之国破山河碎,很快就病逝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
陈应荣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称战争期间向外交部请假未获批准,就连妻子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母亲去世时,陈香梅只有13岁,还要照顾更小的四个妹妹,可父亲却忙于续弦,很少过问自己的女儿们。若干年后,她还有过这样的一段回忆:
父亲之于我,便像是一个陌生人,我仿佛根本不认识他一样。
与此同时,国内的抗日大业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为了能够保证大后方的局势稳定和物资供给,国民政府克服重重困难紧急上马了滇缅公路的修建项目,并在1938年8月底提前竣工通车,成为了保障抗战的大动脉。
随着正面战场的继续败退,广州和武汉等地相继失陷,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而滇缅公路的重要性也变得越发突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达到了最大,美国也终于参与进来。
日军凭借凌厉的攻势,很快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几乎占领了全部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而香港已经不再安全。无奈之下,陈香梅一家开始了新的流亡生涯,经澳门到广州湾,最后抵达了广西的桂林。
在陈应荣的安排下,陈香梅入读岭南大学,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央通讯社工作,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为了报道抗战新闻,她与父亲的朋友陈纳德有了接触,还在对方的帮助下抵达了云南的昆明。
在这段艰辛曲折的人生经历中,陈香梅数次染病都凭借坚韧的毅力挺了过来,更加坚定了抗日报国的信念。
面对日军的狂轰乱炸,中国远征军虽然进行了誓死抵抗,但依然没能保住滇缅公路这条大动脉,导致抗战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为了加强反法西斯同盟,也为了中国战场继续牵制日军,美国总统罗斯福加大了援华力度,著名的“驼峰航线”也终于诞生了。
这条国际运输航线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它西起印度的阿萨姆邦,横跨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横断山脉、怒江流域、澜沧江和金沙江后进入中国云南,全长800公里左右。看起来并不长的航线,海拔却都在5000米以上,最高海拔更是超过了7000米,对飞机性能和驾驶技术的要求都很高。
陈纳德虽然早在卢沟桥事变后便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但由于当时美国并未直接参战,使得他的身份非常尴尬。基本上,他只能以自愿者的身份为中国空军培训飞行员。
1941年12月美国对日宣战后,陈纳德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他亲率美国航空志愿队投入到对日空战中,逐渐赢得了中国人民对他们“飞虎队”的尊称。
到了1942年7月,陈纳德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解散了美国航空志愿队,另行组建了隶属于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后来,这支部队又被整编为陆军第14航空队,继续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
由于物资的过分匮乏,由于“驼峰航线”异常艰险,陈纳德率领的航空队除了要执行作战任务,还要肩负起运输任务。取得成绩的同时,自然也付出惨痛的代价,共有1500多架飞机坠毁,共有3000多名中美飞行员牺牲,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空运”。
在此期间,作为中央通讯社常驻昆明的记者,陈香梅和陈纳德的关系也日益拉近。渐渐地,他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她,尽管自己已有妻小,但还是变得那么不可救药。
就在日本即将投降的前夕,陈纳德由于政治原因被迫于1945年7月31日辞职回国,没能兑现自己“最后一个日本人离开中国时,我才会高高兴兴地离开”的誓言。不过,他却坚决挽留了自己的恋情,临行前向陈香梅留下两个字——等我!
回到美国后,陈纳德受到了军方的冷遇,只得选择退出军职。1945年12月,他重新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不仅被蒋介石和宋美龄视为座上宾,而且还公开了和陈香梅的恋情,因为自己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
在宋美龄的支持下,陈纳德全权负责中国难民救济总署航空运输公司,从此定居下来。不过,他和陈香梅的恋情却充满曲折,由于陈应荣的坚决反对,两人并没有很快成亲。
对于父亲的阻挠,陈香梅显得非常无奈,但态度却非常坚决,始终抱定这份恋情不松口。甚至于,她还这样表示:
我只要跟他在一起,哪怕只有五年、十年都愿意。我宁可要轰轰烈烈而短暂炽热的爱情,也不愿意平平淡淡没有涟漪过一辈子。
在陈纳德和陈香梅的共同努力下,二人终于在1947年12月21日完成了婚礼。之后,她跟随他一同迁居美国生活,还诞下了一对可爱的女儿。
赴美以后,陈香梅开始专心写作,还积极协助丈夫撰写回忆录《一个斗士的自述》。不过,陈纳德在1956年8月被确诊为癌症,历经手术也没能挽回生命,于1958年7月27日病逝于新奥尔良医院,被安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
丈夫的离世,对生活在异国他乡的陈香梅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况且她才只有33岁。为了抚养两个年幼的女儿,她很快从悲伤中走了出来,还用“飞虎遗孀”的身份赢得了中国两岸三地和美国的尊重。
从肯尼迪总统开始,到后来的约翰逊总统、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卡特总统、里根总统、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陈香梅已经成为了白宫的常客。凭借这个特殊身份,她开始为促成中美两国破冰而积极奔走,从此走向了人生的巅峰。
1971年“乒乓外交”后,中美关系明显缓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还在当年7月份实现了秘密访华。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实现访华,成为了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
正当全世界都翘首期待中美两国进一步改善关系时,一场意外事件却发生了。由于“水门事件”被曝光,刚获得连任的尼克松总统在1974年8月8日黯然辞职,副总统杰拉尔德· 福特继任成为美国总统。
不过,福特始终只是一个过渡者的角色,他既没有尼克松的果敢,也没有基辛格的睿智,导致迅速发展的中美关系出现了停滞。直到1979年1月,在邓小平同志和卡特总统的联合推动下,中美两国才正式建交。
伴随着中美关系的明显回暖,陈香梅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1981年,她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访华特使并且带来了一封亲笔信,在北京钓鱼台得到了邓小平的亲切接见。信中,新上任的里根表明了自己的对华政策,尤其在台湾问题上不会摇摆和倒退。
邓小平同志见信后非常高兴,当宾主共同迈入宴会厅时,还坚持让陈香梅坐在有数名参议员参加的美方代表团首席位置。同时,还风趣地表示:
美国有100个参议员,但全世界只有一个陈香梅!
2010年3月,陈香梅因为对中美外交做出的突出贡献,被授予了“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荣誉。2018年3月30日,她在美国的家中因病过世,传奇人生也就此完美谢幕了。@文史不假
3. 戊戌政变的真相?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维新运动在戊戌年春夏之交已经达到最高潮。
9月14日这一天和往常一样,光绪皇帝在按先前的计划在乾清宫召见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补道严复及办理其他事务之后,至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并准备就懋勤殿等事务向慈禧太后当面请示。
一、密谋应对
几天来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夫妇利用与总管内务府太监李莲英的特殊关系,不停地向慈禧太后哭诉自己的委屈,并离间太后与光绪帝的关系,称“皇上为左右荧惑,变乱朝政,求老佛爷作主”。而那些被怀塔布收买的大小太监们也可能因为新政的改革最终将侵害他们的利益,他们也随着怀塔布在慈禧太后面前肆意诋毁由光绪皇帝主导的新政改革。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慈禧太后的判断。光绪皇帝在向慈禧太后请安后,慈禧太后劝告他在人事处理上不可操之过急,不要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轻易罢黜,不要将那些年轻的汉人政治新锐提拔到政治高层,更不能改变大清王朝的既成体制,由这些所谓“通达英勇之人”去议政。
对于慈禧太后的指责与劝诫,光绪皇帝有些能够接受,有些则不免进行了解释与辨白,这反而激怒了太后。
在太后看来,光绪皇帝的态度正好验证了几天来怀塔布等人在她面前的那些离间。于是慈禧太后毫不客气地批评光绪皇帝:“小子为左右荧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坏之,如祖宗何?”
太后的愤怒终于勾起了光绪帝的满腹委屈,他边哭边向太后说:“时事至此,敌骄民困,不可不更张以救,祖宗在亦必自变法。臣宁变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而负祖宗及太后之付托也。”
两人不欢而散。光绪皇帝根本无时间也无心情向太后提及与讨论于内廷开懋勤殿的计划,遂极其郁闷地返回自己的住所玉澜堂。
与慈禧太后发生言语冲突的当晚,光绪皇帝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苦。他虽然对太后的误解感到委屈,但他依然认为太后是大清王朝的靠山,是中国政治的最后把握者,他期待重臣能够从中斡旋,期待太后在明了真相后的谅解。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光绪皇帝第二天(9月15日)召见杨锐,与杨商讨对策。杨锐表示:“此陛下家事,当与大臣谋之。臣人微言轻,徒取罪戾,无益也。”为了克服杨锐的恐惧,光绪皇帝特别向杨锐下达了一份密诏,以便杨锐将来因此而获罪的时候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
诏曰: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
即如十九日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这份密诏就是后来康有为所奉的“衣带诏”的原本。从这份密诏,可以看出:
(1)帝后的言语冲突,是那些被罢黜的“老谬昏庸”大臣在太后面前哭诉引起的,太后希望皇帝今后处理人事方面更加谨慎,不要动辄罢黜这些大臣,以免闹得人心惶惶;
(2)慈禧太后指出提拔汉族出身的政治新锐要谨慎;
(3)光绪皇帝虽曾坚持己见,但太后以为这是政策的底线,不容讨论;
(4)皇帝感到自己权力不足,如果一味坚持,帝位且不能保,也就谈不上维新事业了;
(5)皇帝希望杨锐等军机四章京筹商一个办法,既能继续维新事业,又不拂逆太后的旨意。
有了光绪皇帝的密诏,杨锐提出四点建议供皇上参考:
第一,重建皇权中心的权威与秩序,由慈禧太后郑重其事地举行一次授权仪式,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而皇上应该确认太后在政治决策中的至上地位,同意太后拥有政治决策的最终否决权,“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
第二,建议对所有将要进行的改革方案通盘考虑,宜有先后次第。
第三,建议在新政推行期间“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以免在政治上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与反弹。
第四,鉴于帝后冲突的原因都是偏信了康有为的意见,杨锐建议光绪皇帝一定要尽快与康有为脱离关系,否则祸患不得平息。杨锐的原话是:“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退朝后的杨锐急邀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僚林旭交换看法,对于林旭过于听信康有为的偏激主张提出了批评,“责林甚切”,林旭“默然无声”,似乎同意杨锐的判断与建议。
9月17日上午,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林旭。关于这次召见的详细情况史料缺载。不过,这次召见确实为后来康有为等人的行动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助动力,那就是在光绪皇帝召见林旭之后,清廷极端反常地“明降谕旨”,责成康有为迅速出京,不得迁延观望,将杨锐的“去康”建议具体落实。
林旭退朝之后即赶到康有为居住的寓所通报情况,不料康有为外出未归,林旭遂留下一张便条离去,告诉康有要事通报,明早再来。
第二天一大早,林旭如约拜访康有为,向他通报了自己昨天面见光绪皇帝的情况,并口述光绪皇帝的口谕如下: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林旭作为唯一在昨天与光绪皇帝见过面的直接当事人的转述引起了康有为的高度关切,他肯定觉得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清政府既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明降了谕旨,何以又让林旭面传口谕呢?朝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光绪皇帝已经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所控制而不得自由了吗?
他一面草密折谢恩表示要“誓死救皇上”,请林旭复命,并奏报自己肯定将在第二天启程赴上海督办官报;一面招来谭嗣同、梁启超、徐仁镜、徐仁录及乃弟康广仁以及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徐世昌等一起商量应对之策。
康有为凭记忆向他们转述了光绪皇帝先后向杨锐及林旭颁布的两道密诏,认为光绪皇帝主导的新政已经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扑下彻底失败了。与会者抱头痛哭。激于义愤,他们决心不惜牺牲自己去拯救皇上,并由此将他们心目中的慈禧太后由先前的守旧势力头目设想为真正的敌人,讨论的结果是尽快准备武力或设法动用清朝已有的军队解决问题。
对和平变革步履维艰早就不耐烦的康有为很早就期待军事解决问题。先是,随着九月天津阅兵日期的日趋迫近,各种政治传闻层出不穷,他愈益担心守旧势力可能会借天津阅兵的机会除掉光绪皇帝,拥戴慈禧太后重新出山。
至光绪皇帝下决心开懋勤殿征用通达时务之士以议新政的时候,康有为连日草拟一份极端重要的奏折,建议光绪皇帝仿日本的军事体制,建立属于自己统帅的参谋本部;将光绪二十四年改为“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又建议光绪皇帝“变衣服而易旧党心志”;请光绪皇帝迁都上海。光绪皇帝被康有为这些见解所吸引,“上皆然之”。
掌握军队需要相当的时间,这一点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都很清楚。政治局势的日趋危机迫使康有为等人作出极端冒险的决策。他们一方面继续设法拉拢袁世凯或其他军队领导人,还利用会党进行军事冒险。
按照康有为等人的计划,只要他们能够调集一批绿林好汉,由这批绿林好汉出面发难,劫制慈禧太后,迫使慈禧同意放权或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这样他们的新政计划就可以继续进行。
一旦被劫制的慈禧太后拒绝合作、不愿放权或不愿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就可以将慈禧太后废黜。
康有为的这些计划得到了谭嗣同等人的回应。
二、游说袁世凯
康有为认为,在清军已有的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过去也曾附和他一起办过强学会,知其与董福祥、聂士成等一介武夫迥异。
思想上的契合,使康有为觉得袁世凯是最理想的人选,所以早在新政开始之初,他就有意识地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录与袁世凯进行联络,以期将来在军事方面有所凭借。
9月11日,康有为代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草拟了一份保荐袁世凯的密折,盛赞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近代西方各国兵制及中国现在应行内政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由袁世凯负责训练的新军不仅在中国诸军中出类拔萃,而且获得了诸如俄国、日本一些军人将领的赞赏。
光绪皇帝在阅读了这份保荐奏折之后命令:“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并且他下令按程序将徐致靖的这份保荐书“恭呈慈览”。
9月16日黎明时分,光绪皇帝在颐和园毓兰堂召见袁世凯,垂询军事方面的问题甚详。袁世凯均据实回答。当天的召见本身没有多少内容,君臣之间的对话也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原本对此次召见甚有期待的袁世凯颇感失望,他在退下之后即奏曰:“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荣禄饬臣督率修理操场,并先期商演阵图,亟须回津料理。倘无垂询事件,即请训。”
光绪皇帝就此传下话来,嘱袁世凯待四日后请训,不会耽搁天津方面的事务等。随后,光结皇帝任命袁世凯为侍郎候补,专责训练新式军队。
第二天一大早,袁世凯来到颐和园谢恩,当面向光绪皇帝表示自己无寸尺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怵万状。光绪皇帝笑着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9月18日晚,袁世凯因接到回防天津小站的命令,正在准备请求提前请训的奏折时,谭嗣同在夜幕沉沉中匆匆前来拜访。谭嗣同首先对袁世凯的提升表示祝贺,紧接着就告诉袁有密语相告。
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因为刚刚收到天津方面的电报,得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次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引入正题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世凯急询其故,嗣同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
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向嗣同辩白道:“予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已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
谭嗣同于是直截了当地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获得的情报,荣禄最近向慈禧太后献策,将废立弑君。袁世凯表示愿闻其详。谭嗣同遂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有关于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
谭嗣同还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许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袁世凯看到谭嗣同的“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道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的回答决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告诉谭嗣同:皇上“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嗣同对曰:“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
袁世凯道:“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谭曰:“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
袁曰:“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请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候,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地告诉谭嗣同:“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嗣同说:“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谭嗣同离开之后,袁世凯的心情无论如何也难以平静。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原准备天亮前递折请训然后提前一天返回天津的计划也只好告吹。
9月20日晨,袁世凯按照原先的计划赴宫中请训,请训之后,袁世凯回到天津,即赴总督府向荣禄汇报北京之行,略述内情。因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约明日再来详谈。
第二天一大早,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世凯处详谈一切。袁世凯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的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的过程中,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煸惑”,并不代表光绪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光绪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
对于谭嗣同的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袁世凯也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顾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药而死耳”。
荣禄、袁世凯筹思良久,迄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有关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康有为革职以及缉拿康广仁等方面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由慈禧太后为主导,成功地控制住了局势。
三、伊藤博文来华
9月11日上午,伊藤博文一行抵达塘沽;14日,抵达北京。伊藤博文在中国最敏感的时间访华,伊藤博文的此次中国之行不可能不带有政治目的。
他在晋见光绪皇帝之前曾与正在北京的英国记者莫里循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据莫里循的印象,“伊藤访华的目的可能还没有人知道”。根据莫里循的记忆,伊藤博文向他谈了至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的内政即正在进行的维新运动,二是日本与中国联盟的可能。
在北京,伊藤博文拜访了庆亲王奕劻及总理衙门大臣崇礼、廖寿恒、张荫桓等。谈话涉及中国维新事业的进程。
康有为虽然不相信两宫的矛盾还有调和的余地,但李提摩太的告诫也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所以,他此时除与其门徒积极地准备以武力手段解决问题外,也参照李氏的建议,寻求调和两宫矛盾的方法与途径。
第二天午后,康有为专程拜访伊藤博文,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其基调就是请伊藤出面说服慈禧太后支持改革。
伊藤表示有机会谒见太后时,当尽忠告。伊藤博文的友好态度给予康有为心理上极大的满足,他不禁当面称颂伊藤曰:“君侯能为太后逐一言此,则一席话足救我中国四万万人,岂惟敝邦幸福,东方局面,地球转运,实系在君侯焉!”伊藤也不禁夸赞康氏谓:“公等赤心,仆所敬必以尽心于敝邦者,移以尽忠于贵国也。”
伊藤博文出于礼貌与同情答应了康有为的一系列请求,但伊藤内心恐怕已经相当清楚,他可能没有时间或者说没有机会拜谒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所以他的这些答应并没有多少实在意义。
9月20日上午11时许,伊藤博文如约来到勤政殿拜谒光绪皇帝。从日本方面随行人员公布的记载看,二人对话主要是礼节性内容,大体上是外臣觐见礼节、外交辞令,实质性对话比较简单。
由于伊藤博文特殊的身份与背景,加上那时传媒业不是太发达,他的活动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京城内外传言四起,或云伊藤博文将于某日被皇上召见,伊藤将向皇上呈递改革的条陈;或有京朝大小官员连日上奏请朝廷聘请伊藤博文为中国政府顾问;更有传言称庆亲王奕劻与端王等一起赶赴颐和园,哭请慈禧太后训政,以防止皇上擅自做主聘请伊藤为中国政府的顾问,到那时,恐怕大清王朝“不复为太后有矣”!
这些传言虽然没有多少真实的根据,但在当时已经极度紧张的政治气氛下,肯定会对时局的演变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杨崇伊后来据此奏请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或许都与这些传言有着密切的因果关联。
四、康有为仓皇出逃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可能性结果,康有为等人早已料到。所以当谭嗣同前往袁世凯的住所详谈的时候,康有为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这天晚上,他在南海会馆“尽却客”,收拾自己的行装及书籍文稿,一且消息证实,即按照光绪皇帝的谕旨所指示的那样,离京出走,赶赴上海。
当天夜里12时左右(子刻),内城门开,他遂与杨深秀等人分手,入城至金顶庙容闳的寓所,与当晚早些时候就已到达这里等候谭嗣同消息的梁启超会面。
等了3个小时左右,深夜3时许(也即9月19日凌晨3时许),与袁世凯长谈而并没有获得实际结果的谭嗣同按照原先的约定来到金顶庙容闳的寓所,向康有为梁启超及容闳通报与袁世凯谈话的情况。
谭嗣同的判断不太乐观,他们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袁世凯不可能“举兵扶上,清君侧”。虽然这一结果也在他们的预料之中,然而一旦被证实还是不免令人失望。康有为决计按照先前已确定的计划,尽早离开京城,赶赴上海,另想办法。
9月19日晚,翰林院侍读黄绍箕为康有为设宴饯行。席间,他们互相通报了相关情况。黄绍箕告诉康有为,据他所得到的消息(其实都不过是传言),现在局势非常危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对康有为非常恼火,估计荣禄可能会采取非常措施加害于康先生。
为了康的安全,黄建议康易西服出京,直奔山东,不要经过荣禄的辖地天津;或易僧服避入蒙古。黄绍箕似乎相信,康有为只要躲过了荣禄的捕杀,就没有大的危险。黄绍箕的信息与建议当然同样引起了康有为的重视,这更促使他必须尽快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
饯行宴后,康有为郁郁寡欢地回到了南海会馆。不一会儿,林旭来谈。林旭告诉康有为,据他所知道的消息,英国与俄国今天已经开仗,今天晚上慈禧太后也突然提前从颐和园返回宫中。
这一新的变化自然引起康有为的注意,他又开始侥幸地认为,外交危机的突然到来,或许能够缓解国内的政治冲突。他觉得慈禧太后等那些守旧势力无论怎样痛恨他们这些维新派,也不会在外交危机的严重关头发动政变,于是“稍为安心”,对于已经确定的离京出走计划又表示了犹豫。
在弟子门生的强烈要求下,康有为同意留下梁启超、康广仁等人继续在京城“谋救”皇上,他个人于9月20日天未明时凄凉离京出走。
五、新政终结
9月18日,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上奏折,恳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秦折所列举的几点理由主要有:
其一,文廷式创设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
其二,康有为与其弟康广仁、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
最重要的是其三,指责光绪皇帝听信康有为等人的蛊惑宣传,企图引用东洋故相伊藤博文。
奏折称:“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份奏折显然使慈禧太后深感不安。
据记载,慈禧太后“原定初六日还宫,皇上于初三日代传懿旨,忽于初三日酉刻进城,诸务仓促未备。所以匆匆还宫者,为监视皇上见伊藤也。”可见,慈禧太后临时改变计划,提前自颐和园回宫,赶在光绪帝接见伊藤时在屏后监视政情是很紧张的。难怪光绪帝与伊藤的会见外交辞令式的客套居多会见程式行礼如仪。
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夜提前还宫,表明她完全接受了杨崇伊奏折,决心恢复“训政”。20日中午,她在屏内监视了光绪帝与伊藤博文的会见。在迫使光绪帝接受“训政”后,21日一大早,慈禧太后返回颐和园。
同日,她以皇帝名义发布两道谕旨:
一、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诱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二、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遵照清廷的决定,步军统领衙门于同一天早上派缇骑数百人分别包围了南海会馆及张荫桓的官邸,抓到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及康有为的门人并仆人等多人,并查获康有为收到的书函百余封、门簿一本等文件。
同日晚,杨崇伊把慈禧“训政”的消息带到直隶总督荣禄处,并在天津获悉了袁世凯所述谭嗣同有谋围圆明园、劫制皇太后的密谋,次日,赶回北京,把消息捅给了庆亲王奕劻。奕劻立即报给了慈禧太后。
当慈禧太后得知审讯康广仁的报告后火速赶回宫中,据说抵达宫中的时候已在21日深夜或22日凌晨时分。返回宫中的慈禧太后立即在便殿召集紧急会议,庆王、端王、军机御前大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慈禧太后并设朱杖于座前,疾声厉色责问皇上:“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聩,不肖乃尔!”
听了太后的指责,光绪皇帝战栗对曰:“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闻言厉声怒曰:“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太后复厉声问:“汝知之乎,抑同谋乎?光绪皇帝战栗对曰:“知道。”太后曰:“既知道还不正法,反要放走?”皇上即云:“拿杀。”
清廷立即决定,一是电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及上海道蔡钧等,着荣禄于天津火车站及塘沽一带严密查拿康有为行踪,若康有为从天津逃走,着蔡钧等在康抵达上海时立即抓捕,务必不要让其避匿租界;二是责成步军统领衙门加强对紫禁城、西苑及颐和园三处的警卫力量,严防康党门徒狗急跳墙,借机生事。
9月23日晨,慈禧太后在勤政殿举行重新训政的正式典礼,接受光绪皇帝及百官的恭贺。典礼毕,慈禧太后复于便殿召集群臣继续审问光绪皇帝,并将所查抄皇上书房中及康有为寓中奏章、说帖等件,逐条审讯,以诸臣质之。
内有杨锐、林旭述光绪皇帝催康有为迅速出京之函,慈禧太后大怒,问皇上,皇上不敢认,推托为杨锐的意思。其实,慈禧太后此时已经从荣禄那里获知袁世凯的报告,对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谋已有大概的了解,但她似乎还不知道此事与光绪皇帝是否真的有牵连,所以她问皇上康有为的这一计划究竟是什么意思。
康有为的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计划,其实根本就没有明白告诉过光绪皇帝,因此光绪皇帝也就很难说出康计划的真实企图,只得将此计划的责任推到康有为一人头上。
这实际上意味着光绪皇帝的立场正在发生急剧转变。24日,上谕宣布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先行革职。至此,戊戌年间以康有为“谋反”罪名而受牵连人员已增加至十人左右。
军机四章京的被捕,特别是光绪皇帝最为信赖的大臣张荫桓的下狱,实际上势必追究光绪皇帝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光绪皇帝在事实上也已经无法正常工作。然而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国不可一日无主,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光绪皇帝领导或指使康有为等人谋反弑后的情况,下,慈禧太后也无法罢黜光绪皇帝的地位,也无法很快找到个能够多替代光绪皇帝的入。
因此光绪皇帝既不能引咎辞职,也无法处理朝政。9月25日,皇帝表示:“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显然,光绪皇帝借身体有病为由,检讨新政开展以来的作为,带有自责之意。
此后,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为稳定大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严惩与康有为案有关人员。9月29日,公布了康有为罪行,宣布处死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第二,任命、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员,组成新的负责机构。除荣禄、徐用仪的任命外,又调启秀为礼部尚书,赵舒翘为刑部尚书,裕德为理藩院尚书;任命前革职官员怀塔布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赏袁昶在总理衙门行走等。一些地方官员也相应作了调配。
第三,撤销新政期间的若干举措。首先恢复先前一度下令裁撒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裁撤《时务官报》,废止士民上书。
除京师大学堂继续兴办外,其他新政事业大多废止。慈禧太后还颁发懿旨,规定乡会试及岁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兹流弊,即行停罢。
第四,实施加强社会控制的措施。首先宣布康有为“学术乖谬,大背圣教。其所著作,无非惑世诬民、离经叛道之言”,命令将康有为所有书籍板片,由地方官严查销毁,“以息邪说而正人心”。
湖南是新政最为活跃的地方,清廷特别对湖南采取措施,命令张之洞执行:“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说、札记、答问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
对于报馆,重申严禁:“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妄造谣言,感世诬民,罔知顺忌,亟应设法禁止。”认为报馆主笔都是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各地地方官要严行访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入心”。对于维新时期的各地学会,也命令禁止。
第五,停止阅兵,加强练兵。为了防止万一,在处死谭嗣同等六人后,清政府又明令停止原计划于10月在天津的阅操。懿旨强调,现在时事艰难,以练兵为第一要务,特别任命荣禄为钦差大臣,节制提督宋庆所部毅军、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统一事权,认真督练,俾使各军悉成劲旅。
慈禧太后出园训政,光绪皇帝养病,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戊戌六君子被杀,荣禄调任中央主持政府日常事务,新政期间的新生事物,除了保持京师大学堂外,其他大多复旧。
慈禧太后说:“我朝圣圣相承,宪度修明,尽美尽善。至于厚泽深仁,难以枚举。”大体上,整个社会运转和政治操作,恢复旧时模样。
此均标志着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运动彻底结束,中国在沉闷与失望中结束了1898年。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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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英签约多少年香港回归?
1842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香港岛被永久割让,正式成为殖民地。
九龙半岛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也被永久割让。1898年,英国向清廷租借新界99年,租约于1997年7月1日到期。20世纪80年代初,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开始与英国谈判香港的问题。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式提出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他还向客人介绍了「一国两制」的构想,撒切尔夫人当面称赞这一构想是「天才的创造」。此后,经过多轮谈判,到1984年撒切尔夫人再度访华时,双方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5. 请问中国茶叶什么时候开始传入英国?
茶是世界三大无酒精的文明饮料之一,它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喜爱,饮茶风尚遍及全球。迄今为止,全世界种茶国家高达六十多个,但探本溯源,世界各国最初所接触的茶名、饮用的茶叶、饮茶方法、引种的茶苗、种植技术、制作工艺以及茶具茶艺等皆源自中国,其途径或直接或间接。英国能成为驰名世界的爱好饮茶之国,正是在中国的影响下。作为一种神奇的饮料,茶在18世纪成为英中贸易的核心商品,长期处于贸易中的支配地位,为贸易商赚来了高额利润。红茶在18世纪得到了大发展,英国人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红茶为主,下午茶为特色的饮茶习惯。直至今日,红茶己然成为“国饮”,而这一切主要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积极发展红茶贸易来实现。
中国不但是茶文化的发样地,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树与利用茶叶的国家。通过考古遗迹和史书记载可以证明,早在上古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里,我国就发现和食用茶叶。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早研究茶的国家,并将其撰写成书流传千古。约公元前2世纪的辞书之祖《尔雅》,收集了丰富的古代汉语词汇,其中就有茶名的“茶”字,这是可以考证的世界上最早关于茶的记录。唐代陆羽(733年一804年)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叶的专著《茶经》,对中国和世界的茶学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由此可见,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尽管中国茶叶拥有悠久的历史,但欧洲国家却直到16世纪中叶才知道中国茶叶,而茶叶为其认识与享用始于访华的欧洲传教士。在中国茶叶还没有进入英国本土的时候,己有少数访华的英国传教士认识中国茶,他们大都真正到过中国并在旅居过程中接触到中国的饮茶文化。东印度公司驻日本平户(今广岛)的代理人维克汉姆仪.Wichham)对中国茶非常喜爱,他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6月27日写给澳门分公司经理伊顿的信中,特意请其想办法在当地购买最优质的茶叶(Chaw)一罐。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信中使用的茶是“chaw”的拼写,可见当时的英文文献资料中使用了广东话“cha”的派生词。塞缪尔,拍切斯(Samuel Purchas)于天启五年(1625年)在伦敦出版的《泊切斯巡札记》中提到了茶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日常必备品。
中国茶叶究竟最早是何时传入英国,其传播途径如何,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出现在英国的茶叶是由荷兰传入的。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陈椽的《茶业通史》一书指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开始与中国通商。翌年成立东印度公司,专门从事东方贸易。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商船自爪哇来澳门运载绿茶,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转运回欧洲。这是西方人来东方运载茶叶最早的记录,也是中国茶叶输入欧洲的开始。”
书中还提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英国一家咖啡店出售由荷兰输入的中国茶叶……。”由此茶叶初入欧州应归功于荷兰人,庄国土教授也认为“第一批茶叶输入欧洲,系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从中国澳门运到爪哇,再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运抵荷兰阿姆斯特丹。”还有一些中国学者认同这种观点。此外,简·佩蒂格鲁的《茶叶社会史》、刘鉴唐、张力主编的《中英关系系年要录(公元3世纪一1760年)》等书都有类似的论述以及胡赤军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描述。
由此得知,荷兰是最早把中国茶叶带到欧洲的国家,而后将其转售西欧其他国家。它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时第一次将少量的茶叶卖给了英国。
当时,茶叶刚进入英国本土还不为人所知,于是某些具有商业头脑的商人抓住了商机,陆续将其纳入到自己经营的范围中,这使得茶叶在英国社会逐步传播开,之后茶叶的影响也逐渐增大。其中,伦敦商人汤玛士·卡拉威(Thomas Callaway)无疑具有超前的商业敏感性,他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率先在自己的咖啡馆中出售茶叶。为了提高自己所经营的咖啡馆中茶的竞争力,他开始张贴广告,向民众介绍茶和茶的功效。
6. 安倍有哪些耻辱外交?
2022年7月8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街头发表演讲时遭遇枪击。当天下午17点03分左右日本官方对外宣布已确认安倍晋三死亡。既然俗话说“盖棺论定”,那么安倍晋三的是非功过当然可以论定了。如何看待安倍晋三这位日本前首相呢?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看他执政期间对日本内政的影响;二是看他执政期间对日本外交的影响。
当然我们作为中国人隔岸观火可能还是对日本的外交更感兴趣。毕竟这可能会直接与我国的利益产生交集。安倍的外交政策呈现出日本保守派政党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尝试在国际舞台上以开放形象示人;另一方面他也从未放弃过民族主义的本质。安倍在外交上崭露头角甚至早于他当选日本首相。2002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效仿当初田中角荣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做法决定访问朝鲜。
小泉访朝期间同行的安倍利用朝鲜绑架日本人质事件向朝方施压。最终朝鲜方面同意就此事道歉并遣返了5名被绑架的日本人。随后日、朝双方签署了《日朝平壤宣言》。2006年安倍初次当选首相时日本正因为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与中、韩等国邻国关系紧张。安倍刚一上任就出访了日本首相5年未曾涉足的中国。安倍这次出访在当时被中、日两国以及国际媒体称为“破冰之旅”。
安倍在访问中国之后又与韩国总统卢武铉举行了会谈。中日关系、日韩关系在当时确实因为安倍的访问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可如果因此高估安倍对中、韩等亚洲邻国的外交善意是不客观的。2012年重新当选后的安倍骨子里的民族主义情结开始充分暴露无遗:2013年安倍以首相身份参拜了供奉了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此后安倍曾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安倍还否认日军在二战期间曾对中国和韩国的女性进行过性奴役。
这些行为使日本与中国、韩国的关系降至了近几十年的低点。与此同时安倍政府在巩固强化美日同盟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加入TPP协定正是日本追随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拓展日美同盟之举。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宣布退出了TPP协定的谈判,此后就由日本来主导谈判进程。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安倍是少数几个与他保持密切关系的世界领导人之一。
特朗普就任后安倍迅速赶到纽约成为第一个与特朗普会面的外国领导人。此后安倍通过高尔夫比赛、电话和个人会面等方式与特朗普发展出密切的私人关系。有次安倍陪特朗普打球时还摔了一跤,结果他爬起来一路小跑去追特朗普。这件事被记者拍到后在全球引为笑谈。安倍在任期间也曾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数十次。安倍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日俄之间的岛屿争端问题。
早在安倍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担任外相时就一直试图解决这一争端,但直到如今日、俄两国仍未签署和平条约。安倍在会见普京时总是快步小跑入场,然后冲上去和普京握手,点头、哈腰、微笑。这一整套动作连贯得如行云流水一般。2019年9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纽约签订的一份贸易协议规定:日本需要削减72亿美元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
与此同时日本还需要将目前对美国牛肉征收38.5%的关税降至9%,日本对美国高价位猪肉4.3%的关税需要降至为零。此外日本需要立即取消美国输入的杏仁、蓝莓和西蓝花等商品的关税并分阶段取消奶酪和红酒等商品的关税。这被日本民众普遍视为是一份丧权辱国的协议。安倍这一系列举措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看来都会觉得是一种低三下四的耻辱行为。
可实际上这不过是日本人惯常所用的隐忍方式。如果说“韬光养晦”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那么真正将这一思想精髓发挥到极致的非日本莫属。日本民族从骨子里就有一种对强者的崇拜意识:当中国大唐王朝强盛之时日本就派出遣唐使虚心求教学习;当黑船来航强行打开日本的国门之后日本通过效仿西方列强进行改革摆脱了民族危机;在二战中日本败于美国之后又再次隐忍起来。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登陆这个岛国的美军士兵颇为担心会受到日本人的暗算报复,可很快他们就发现即使自己一个人走到再偏远的日本乡村也会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二战后的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受到美国的高度控制。在这样的状态下日本历任政府只能在服从于美国这个大前提下尽可能在夹缝里求生存求发展。战后的日本正是利用美国的庇护重新成为国际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强国。
日本还利用美国需要借日本之手在亚太地区牵制战略对手的需求实现了重新武装化。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和加害国只能拥有专守防卫的自卫队,可时至今日自卫队与国防军的差别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只存在于纸面文字上。在军事领域受到制约的日本如今比起美、中、俄这几个军事强国确实有相当的差距,可日本自卫队无论兵力规模还是装备水平其实早就超过很多国家的正规军了。
安倍在特朗普、普京等人面前表现得那么卑躬屈膝其实都是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安倍很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面子与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比起来并不重要。安倍孜孜不倦所谋求的就是让日本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可他所谓的“正常国家”在我们看来恰恰是不正常的。安倍所谓的“正常国家”就是要打破日本自二战以来在政治军事领域所受到的束缚制约。
事实上日本自卫队早在1991年4月就已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当时日本自卫队就奔赴海湾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扫雷活动。2001年11月30日通过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修正案》解除了到当时为止对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主体行动的限制。2001年12月初日本自卫队舰船抵达印度洋对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实施后勤支援。2009年日本海上自卫队以打击海盗为由停靠吉布提。
此后日本海自战舰停泊在吉布提港口日渐常态化。2010年7月7日在吉布提举行了日本自卫队首个海外正式活动据点的开设仪式。号称”专守防卫“的日本自卫队其实比我国更早拥有海外军事基地。2015年安倍内阁通过了“新安保法制决议”。这意味着日本开始改变“专守防卫”的态度。此后日本扩军备战动作越来越明显。2018年日本通过的“防卫计划大纲”相关文件无限扩大自卫队的“防卫领域”。
安倍在任时期用表面的卑躬屈膝隐藏着扩军备战的真实意图。如今安倍晋三本人是死了,可安倍外交未必随着他的死画上句号。依靠美国实现重新武装化是日本长期以来的外交策略。目前日本很难说已放弃了这样一种外交策略。那么未来的日本是否可能出现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呢?这个问题是我们目前无法解答的,但我们必须对这样一种可能的危险性有所准备。
7. A股有没有隐藏着的下一个华为?
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我相信A股至少隐藏着十个以上的下一个华为。
中国具有非常大而且肥沃的市场,可以养活很多小国家无法养活的新兴行业,这也算典型的规模优势,马太效应。
举两个例子:
1:大华股份,个人一直认为大华股份具有成为下一个华为的可能性。从企业的性质看,都是优秀民营企业,股权架构类似于华为的全员持股模式。新上任的总裁来之于华为南美的区域总裁——李柯。
同时,大华具备强大的研发能力和研发投入,研发经费投入达到营业额的10%以上,在同行业内排名第一,投入比例跟华为接近。具有5000人以上的研发团队,每年获得的专利数量快速上升。巴西里约奥运会80%安防设备由大华提供,不知不觉大华成为世界前三的安防设备供应商。
2.比亚迪,比亚迪目前看是最有潜力成为下一个华为的企业,英国首相访华,比亚迪和华为是唯一两个参会的民营企业。比亚迪全球新能源布局初见雏形,商用车和云轨,以及储能产品销售到全球60个国家200多个城市。斩获国际大奖众多。有人,有技术,有高端战略。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小华为了。
期待祖国成长出更多世界领先的大公司!中国不只有华为,大疆,吉利,阿里,腾讯,小米,海尔,格力未来都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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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首相访华,讽刺的近代史故事马戛尔尼访华?
当时是欧洲的新兴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期,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广,英国的工业生产和工程技术实力雄厚。 清朝的封建统治阶级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马嘎尔尼访华,一方面是耀武扬威的显示英国的工业实力,另一方面是希望打开中国的商品市场,扩大中英贸易的往来。
2. 陈香梅为何会爱上比自己大32岁的飞虎将军陈纳德?
陈香梅的人生经历堪称一段传奇,她出身名门而且内外兼修,成为了受人瞩目的民国新女性。1947年12月,这位22岁的妙龄女子却突然嫁给了54岁的美国人陈纳德,实在令人错愕不已。
问题来了,陈香梅为何会爱上比自己年长32岁的陈纳德呢?本着实事求是和尊重事实的态度,文史不假带您重温那段历史过往。
1925年6月23日,陈香梅出生于北平。父亲名叫陈应荣,通过出国留洋先后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担任了教授和外交人员。母亲名叫廖香词,她是廖凤书的女儿和廖仲恺的侄女,先后在英国和意大利留学,主攻专业是绘画和音乐,还能流利使用六国语言。
在与陈应荣结婚前,廖香词在欧洲留学期间曾与一名英国贵族有过恋爱史,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只不过,这段恋情遭到了父亲廖凤舒的极力反对,迫于无奈才回国与陈应荣举行了婚礼。
所以说,廖香词和陈应荣虽然都是新时代的青年男女,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多么牢固的感情基础。而且,她接连诞下六个孩子都是女儿,自然引起了婆家的强烈不满,导致夫妻感情更加恶化。
陈应荣是当时难得的双料博士和外交人才,逐渐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重用,被派往美国的旧金山担任领事。而作为人格独立的新女性,廖香词明确拒绝作为家属陪同丈夫前往美国,二人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悍然侵占了我国的东北地区,就此发起罪恶昭彰的侵华战争。在此背景下,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上升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但蒋介石却依然推行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
面对日寇的步步侵略,面对国府的继续“剿匪”,华北地区也变得岌岌可危,随时都会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受此影响,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迫前来督战的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随着延安方面派遣周恩来积极介入进行斡旋,西安事变终于得到了和平解决,两党也实现了停火。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初步形成,各派力量都团结在了抗日的大旗下。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全面抗战也由此开始。为了鼓舞全体国人的士气,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
战端一开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只有牺牲到底,只有抗战到底,才能赢得最后之胜利!
北平沦陷前,廖香词只好带着六个女儿南下逃亡避难,日子过得颠沛流离。由于婚姻不幸,她长年以来都郁郁寡欢,加之国破山河碎,很快就病逝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
陈应荣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称战争期间向外交部请假未获批准,就连妻子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母亲去世时,陈香梅只有13岁,还要照顾更小的四个妹妹,可父亲却忙于续弦,很少过问自己的女儿们。若干年后,她还有过这样的一段回忆:
父亲之于我,便像是一个陌生人,我仿佛根本不认识他一样。
与此同时,国内的抗日大业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为了能够保证大后方的局势稳定和物资供给,国民政府克服重重困难紧急上马了滇缅公路的修建项目,并在1938年8月底提前竣工通车,成为了保障抗战的大动脉。
随着正面战场的继续败退,广州和武汉等地相继失陷,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而滇缅公路的重要性也变得越发突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达到了最大,美国也终于参与进来。
日军凭借凌厉的攻势,很快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几乎占领了全部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而香港已经不再安全。无奈之下,陈香梅一家开始了新的流亡生涯,经澳门到广州湾,最后抵达了广西的桂林。
在陈应荣的安排下,陈香梅入读岭南大学,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央通讯社工作,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为了报道抗战新闻,她与父亲的朋友陈纳德有了接触,还在对方的帮助下抵达了云南的昆明。
在这段艰辛曲折的人生经历中,陈香梅数次染病都凭借坚韧的毅力挺了过来,更加坚定了抗日报国的信念。
面对日军的狂轰乱炸,中国远征军虽然进行了誓死抵抗,但依然没能保住滇缅公路这条大动脉,导致抗战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为了加强反法西斯同盟,也为了中国战场继续牵制日军,美国总统罗斯福加大了援华力度,著名的“驼峰航线”也终于诞生了。
这条国际运输航线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它西起印度的阿萨姆邦,横跨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横断山脉、怒江流域、澜沧江和金沙江后进入中国云南,全长800公里左右。看起来并不长的航线,海拔却都在5000米以上,最高海拔更是超过了7000米,对飞机性能和驾驶技术的要求都很高。
陈纳德虽然早在卢沟桥事变后便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但由于当时美国并未直接参战,使得他的身份非常尴尬。基本上,他只能以自愿者的身份为中国空军培训飞行员。
1941年12月美国对日宣战后,陈纳德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他亲率美国航空志愿队投入到对日空战中,逐渐赢得了中国人民对他们“飞虎队”的尊称。
到了1942年7月,陈纳德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解散了美国航空志愿队,另行组建了隶属于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后来,这支部队又被整编为陆军第14航空队,继续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
由于物资的过分匮乏,由于“驼峰航线”异常艰险,陈纳德率领的航空队除了要执行作战任务,还要肩负起运输任务。取得成绩的同时,自然也付出惨痛的代价,共有1500多架飞机坠毁,共有3000多名中美飞行员牺牲,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空运”。
在此期间,作为中央通讯社常驻昆明的记者,陈香梅和陈纳德的关系也日益拉近。渐渐地,他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她,尽管自己已有妻小,但还是变得那么不可救药。
就在日本即将投降的前夕,陈纳德由于政治原因被迫于1945年7月31日辞职回国,没能兑现自己“最后一个日本人离开中国时,我才会高高兴兴地离开”的誓言。不过,他却坚决挽留了自己的恋情,临行前向陈香梅留下两个字——等我!
回到美国后,陈纳德受到了军方的冷遇,只得选择退出军职。1945年12月,他重新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不仅被蒋介石和宋美龄视为座上宾,而且还公开了和陈香梅的恋情,因为自己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
在宋美龄的支持下,陈纳德全权负责中国难民救济总署航空运输公司,从此定居下来。不过,他和陈香梅的恋情却充满曲折,由于陈应荣的坚决反对,两人并没有很快成亲。
对于父亲的阻挠,陈香梅显得非常无奈,但态度却非常坚决,始终抱定这份恋情不松口。甚至于,她还这样表示:
我只要跟他在一起,哪怕只有五年、十年都愿意。我宁可要轰轰烈烈而短暂炽热的爱情,也不愿意平平淡淡没有涟漪过一辈子。
在陈纳德和陈香梅的共同努力下,二人终于在1947年12月21日完成了婚礼。之后,她跟随他一同迁居美国生活,还诞下了一对可爱的女儿。
赴美以后,陈香梅开始专心写作,还积极协助丈夫撰写回忆录《一个斗士的自述》。不过,陈纳德在1956年8月被确诊为癌症,历经手术也没能挽回生命,于1958年7月27日病逝于新奥尔良医院,被安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
丈夫的离世,对生活在异国他乡的陈香梅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况且她才只有33岁。为了抚养两个年幼的女儿,她很快从悲伤中走了出来,还用“飞虎遗孀”的身份赢得了中国两岸三地和美国的尊重。
从肯尼迪总统开始,到后来的约翰逊总统、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卡特总统、里根总统、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陈香梅已经成为了白宫的常客。凭借这个特殊身份,她开始为促成中美两国破冰而积极奔走,从此走向了人生的巅峰。
1971年“乒乓外交”后,中美关系明显缓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还在当年7月份实现了秘密访华。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实现访华,成为了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
正当全世界都翘首期待中美两国进一步改善关系时,一场意外事件却发生了。由于“水门事件”被曝光,刚获得连任的尼克松总统在1974年8月8日黯然辞职,副总统杰拉尔德· 福特继任成为美国总统。
不过,福特始终只是一个过渡者的角色,他既没有尼克松的果敢,也没有基辛格的睿智,导致迅速发展的中美关系出现了停滞。直到1979年1月,在邓小平同志和卡特总统的联合推动下,中美两国才正式建交。
伴随着中美关系的明显回暖,陈香梅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1981年,她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访华特使并且带来了一封亲笔信,在北京钓鱼台得到了邓小平的亲切接见。信中,新上任的里根表明了自己的对华政策,尤其在台湾问题上不会摇摆和倒退。
邓小平同志见信后非常高兴,当宾主共同迈入宴会厅时,还坚持让陈香梅坐在有数名参议员参加的美方代表团首席位置。同时,还风趣地表示:
美国有100个参议员,但全世界只有一个陈香梅!
2010年3月,陈香梅因为对中美外交做出的突出贡献,被授予了“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荣誉。2018年3月30日,她在美国的家中因病过世,传奇人生也就此完美谢幕了。@文史不假
3. 戊戌政变的真相?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维新运动在戊戌年春夏之交已经达到最高潮。
9月14日这一天和往常一样,光绪皇帝在按先前的计划在乾清宫召见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补道严复及办理其他事务之后,至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并准备就懋勤殿等事务向慈禧太后当面请示。
一、密谋应对
几天来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夫妇利用与总管内务府太监李莲英的特殊关系,不停地向慈禧太后哭诉自己的委屈,并离间太后与光绪帝的关系,称“皇上为左右荧惑,变乱朝政,求老佛爷作主”。而那些被怀塔布收买的大小太监们也可能因为新政的改革最终将侵害他们的利益,他们也随着怀塔布在慈禧太后面前肆意诋毁由光绪皇帝主导的新政改革。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慈禧太后的判断。光绪皇帝在向慈禧太后请安后,慈禧太后劝告他在人事处理上不可操之过急,不要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轻易罢黜,不要将那些年轻的汉人政治新锐提拔到政治高层,更不能改变大清王朝的既成体制,由这些所谓“通达英勇之人”去议政。
对于慈禧太后的指责与劝诫,光绪皇帝有些能够接受,有些则不免进行了解释与辨白,这反而激怒了太后。
在太后看来,光绪皇帝的态度正好验证了几天来怀塔布等人在她面前的那些离间。于是慈禧太后毫不客气地批评光绪皇帝:“小子为左右荧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坏之,如祖宗何?”
太后的愤怒终于勾起了光绪帝的满腹委屈,他边哭边向太后说:“时事至此,敌骄民困,不可不更张以救,祖宗在亦必自变法。臣宁变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而负祖宗及太后之付托也。”
两人不欢而散。光绪皇帝根本无时间也无心情向太后提及与讨论于内廷开懋勤殿的计划,遂极其郁闷地返回自己的住所玉澜堂。
与慈禧太后发生言语冲突的当晚,光绪皇帝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苦。他虽然对太后的误解感到委屈,但他依然认为太后是大清王朝的靠山,是中国政治的最后把握者,他期待重臣能够从中斡旋,期待太后在明了真相后的谅解。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光绪皇帝第二天(9月15日)召见杨锐,与杨商讨对策。杨锐表示:“此陛下家事,当与大臣谋之。臣人微言轻,徒取罪戾,无益也。”为了克服杨锐的恐惧,光绪皇帝特别向杨锐下达了一份密诏,以便杨锐将来因此而获罪的时候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
诏曰: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
即如十九日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这份密诏就是后来康有为所奉的“衣带诏”的原本。从这份密诏,可以看出:
(1)帝后的言语冲突,是那些被罢黜的“老谬昏庸”大臣在太后面前哭诉引起的,太后希望皇帝今后处理人事方面更加谨慎,不要动辄罢黜这些大臣,以免闹得人心惶惶;
(2)慈禧太后指出提拔汉族出身的政治新锐要谨慎;
(3)光绪皇帝虽曾坚持己见,但太后以为这是政策的底线,不容讨论;
(4)皇帝感到自己权力不足,如果一味坚持,帝位且不能保,也就谈不上维新事业了;
(5)皇帝希望杨锐等军机四章京筹商一个办法,既能继续维新事业,又不拂逆太后的旨意。
有了光绪皇帝的密诏,杨锐提出四点建议供皇上参考:
第一,重建皇权中心的权威与秩序,由慈禧太后郑重其事地举行一次授权仪式,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而皇上应该确认太后在政治决策中的至上地位,同意太后拥有政治决策的最终否决权,“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
第二,建议对所有将要进行的改革方案通盘考虑,宜有先后次第。
第三,建议在新政推行期间“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以免在政治上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与反弹。
第四,鉴于帝后冲突的原因都是偏信了康有为的意见,杨锐建议光绪皇帝一定要尽快与康有为脱离关系,否则祸患不得平息。杨锐的原话是:“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退朝后的杨锐急邀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僚林旭交换看法,对于林旭过于听信康有为的偏激主张提出了批评,“责林甚切”,林旭“默然无声”,似乎同意杨锐的判断与建议。
9月17日上午,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林旭。关于这次召见的详细情况史料缺载。不过,这次召见确实为后来康有为等人的行动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助动力,那就是在光绪皇帝召见林旭之后,清廷极端反常地“明降谕旨”,责成康有为迅速出京,不得迁延观望,将杨锐的“去康”建议具体落实。
林旭退朝之后即赶到康有为居住的寓所通报情况,不料康有为外出未归,林旭遂留下一张便条离去,告诉康有要事通报,明早再来。
第二天一大早,林旭如约拜访康有为,向他通报了自己昨天面见光绪皇帝的情况,并口述光绪皇帝的口谕如下: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林旭作为唯一在昨天与光绪皇帝见过面的直接当事人的转述引起了康有为的高度关切,他肯定觉得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清政府既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明降了谕旨,何以又让林旭面传口谕呢?朝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光绪皇帝已经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所控制而不得自由了吗?
他一面草密折谢恩表示要“誓死救皇上”,请林旭复命,并奏报自己肯定将在第二天启程赴上海督办官报;一面招来谭嗣同、梁启超、徐仁镜、徐仁录及乃弟康广仁以及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徐世昌等一起商量应对之策。
康有为凭记忆向他们转述了光绪皇帝先后向杨锐及林旭颁布的两道密诏,认为光绪皇帝主导的新政已经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扑下彻底失败了。与会者抱头痛哭。激于义愤,他们决心不惜牺牲自己去拯救皇上,并由此将他们心目中的慈禧太后由先前的守旧势力头目设想为真正的敌人,讨论的结果是尽快准备武力或设法动用清朝已有的军队解决问题。
对和平变革步履维艰早就不耐烦的康有为很早就期待军事解决问题。先是,随着九月天津阅兵日期的日趋迫近,各种政治传闻层出不穷,他愈益担心守旧势力可能会借天津阅兵的机会除掉光绪皇帝,拥戴慈禧太后重新出山。
至光绪皇帝下决心开懋勤殿征用通达时务之士以议新政的时候,康有为连日草拟一份极端重要的奏折,建议光绪皇帝仿日本的军事体制,建立属于自己统帅的参谋本部;将光绪二十四年改为“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又建议光绪皇帝“变衣服而易旧党心志”;请光绪皇帝迁都上海。光绪皇帝被康有为这些见解所吸引,“上皆然之”。
掌握军队需要相当的时间,这一点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都很清楚。政治局势的日趋危机迫使康有为等人作出极端冒险的决策。他们一方面继续设法拉拢袁世凯或其他军队领导人,还利用会党进行军事冒险。
按照康有为等人的计划,只要他们能够调集一批绿林好汉,由这批绿林好汉出面发难,劫制慈禧太后,迫使慈禧同意放权或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这样他们的新政计划就可以继续进行。
一旦被劫制的慈禧太后拒绝合作、不愿放权或不愿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就可以将慈禧太后废黜。
康有为的这些计划得到了谭嗣同等人的回应。
二、游说袁世凯
康有为认为,在清军已有的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过去也曾附和他一起办过强学会,知其与董福祥、聂士成等一介武夫迥异。
思想上的契合,使康有为觉得袁世凯是最理想的人选,所以早在新政开始之初,他就有意识地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录与袁世凯进行联络,以期将来在军事方面有所凭借。
9月11日,康有为代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草拟了一份保荐袁世凯的密折,盛赞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近代西方各国兵制及中国现在应行内政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由袁世凯负责训练的新军不仅在中国诸军中出类拔萃,而且获得了诸如俄国、日本一些军人将领的赞赏。
光绪皇帝在阅读了这份保荐奏折之后命令:“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并且他下令按程序将徐致靖的这份保荐书“恭呈慈览”。
9月16日黎明时分,光绪皇帝在颐和园毓兰堂召见袁世凯,垂询军事方面的问题甚详。袁世凯均据实回答。当天的召见本身没有多少内容,君臣之间的对话也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原本对此次召见甚有期待的袁世凯颇感失望,他在退下之后即奏曰:“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荣禄饬臣督率修理操场,并先期商演阵图,亟须回津料理。倘无垂询事件,即请训。”
光绪皇帝就此传下话来,嘱袁世凯待四日后请训,不会耽搁天津方面的事务等。随后,光结皇帝任命袁世凯为侍郎候补,专责训练新式军队。
第二天一大早,袁世凯来到颐和园谢恩,当面向光绪皇帝表示自己无寸尺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怵万状。光绪皇帝笑着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9月18日晚,袁世凯因接到回防天津小站的命令,正在准备请求提前请训的奏折时,谭嗣同在夜幕沉沉中匆匆前来拜访。谭嗣同首先对袁世凯的提升表示祝贺,紧接着就告诉袁有密语相告。
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因为刚刚收到天津方面的电报,得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次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引入正题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世凯急询其故,嗣同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
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向嗣同辩白道:“予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已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
谭嗣同于是直截了当地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获得的情报,荣禄最近向慈禧太后献策,将废立弑君。袁世凯表示愿闻其详。谭嗣同遂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有关于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
谭嗣同还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许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袁世凯看到谭嗣同的“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道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的回答决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告诉谭嗣同:皇上“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嗣同对曰:“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
袁世凯道:“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谭曰:“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
袁曰:“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请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候,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地告诉谭嗣同:“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嗣同说:“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谭嗣同离开之后,袁世凯的心情无论如何也难以平静。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原准备天亮前递折请训然后提前一天返回天津的计划也只好告吹。
9月20日晨,袁世凯按照原先的计划赴宫中请训,请训之后,袁世凯回到天津,即赴总督府向荣禄汇报北京之行,略述内情。因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约明日再来详谈。
第二天一大早,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世凯处详谈一切。袁世凯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的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的过程中,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煸惑”,并不代表光绪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光绪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
对于谭嗣同的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袁世凯也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顾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药而死耳”。
荣禄、袁世凯筹思良久,迄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有关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康有为革职以及缉拿康广仁等方面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由慈禧太后为主导,成功地控制住了局势。
三、伊藤博文来华
9月11日上午,伊藤博文一行抵达塘沽;14日,抵达北京。伊藤博文在中国最敏感的时间访华,伊藤博文的此次中国之行不可能不带有政治目的。
他在晋见光绪皇帝之前曾与正在北京的英国记者莫里循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据莫里循的印象,“伊藤访华的目的可能还没有人知道”。根据莫里循的记忆,伊藤博文向他谈了至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的内政即正在进行的维新运动,二是日本与中国联盟的可能。
在北京,伊藤博文拜访了庆亲王奕劻及总理衙门大臣崇礼、廖寿恒、张荫桓等。谈话涉及中国维新事业的进程。
康有为虽然不相信两宫的矛盾还有调和的余地,但李提摩太的告诫也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所以,他此时除与其门徒积极地准备以武力手段解决问题外,也参照李氏的建议,寻求调和两宫矛盾的方法与途径。
第二天午后,康有为专程拜访伊藤博文,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其基调就是请伊藤出面说服慈禧太后支持改革。
伊藤表示有机会谒见太后时,当尽忠告。伊藤博文的友好态度给予康有为心理上极大的满足,他不禁当面称颂伊藤曰:“君侯能为太后逐一言此,则一席话足救我中国四万万人,岂惟敝邦幸福,东方局面,地球转运,实系在君侯焉!”伊藤也不禁夸赞康氏谓:“公等赤心,仆所敬必以尽心于敝邦者,移以尽忠于贵国也。”
伊藤博文出于礼貌与同情答应了康有为的一系列请求,但伊藤内心恐怕已经相当清楚,他可能没有时间或者说没有机会拜谒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所以他的这些答应并没有多少实在意义。
9月20日上午11时许,伊藤博文如约来到勤政殿拜谒光绪皇帝。从日本方面随行人员公布的记载看,二人对话主要是礼节性内容,大体上是外臣觐见礼节、外交辞令,实质性对话比较简单。
由于伊藤博文特殊的身份与背景,加上那时传媒业不是太发达,他的活动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京城内外传言四起,或云伊藤博文将于某日被皇上召见,伊藤将向皇上呈递改革的条陈;或有京朝大小官员连日上奏请朝廷聘请伊藤博文为中国政府顾问;更有传言称庆亲王奕劻与端王等一起赶赴颐和园,哭请慈禧太后训政,以防止皇上擅自做主聘请伊藤为中国政府的顾问,到那时,恐怕大清王朝“不复为太后有矣”!
这些传言虽然没有多少真实的根据,但在当时已经极度紧张的政治气氛下,肯定会对时局的演变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杨崇伊后来据此奏请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或许都与这些传言有着密切的因果关联。
四、康有为仓皇出逃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可能性结果,康有为等人早已料到。所以当谭嗣同前往袁世凯的住所详谈的时候,康有为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这天晚上,他在南海会馆“尽却客”,收拾自己的行装及书籍文稿,一且消息证实,即按照光绪皇帝的谕旨所指示的那样,离京出走,赶赴上海。
当天夜里12时左右(子刻),内城门开,他遂与杨深秀等人分手,入城至金顶庙容闳的寓所,与当晚早些时候就已到达这里等候谭嗣同消息的梁启超会面。
等了3个小时左右,深夜3时许(也即9月19日凌晨3时许),与袁世凯长谈而并没有获得实际结果的谭嗣同按照原先的约定来到金顶庙容闳的寓所,向康有为梁启超及容闳通报与袁世凯谈话的情况。
谭嗣同的判断不太乐观,他们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袁世凯不可能“举兵扶上,清君侧”。虽然这一结果也在他们的预料之中,然而一旦被证实还是不免令人失望。康有为决计按照先前已确定的计划,尽早离开京城,赶赴上海,另想办法。
9月19日晚,翰林院侍读黄绍箕为康有为设宴饯行。席间,他们互相通报了相关情况。黄绍箕告诉康有为,据他所得到的消息(其实都不过是传言),现在局势非常危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对康有为非常恼火,估计荣禄可能会采取非常措施加害于康先生。
为了康的安全,黄建议康易西服出京,直奔山东,不要经过荣禄的辖地天津;或易僧服避入蒙古。黄绍箕似乎相信,康有为只要躲过了荣禄的捕杀,就没有大的危险。黄绍箕的信息与建议当然同样引起了康有为的重视,这更促使他必须尽快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
饯行宴后,康有为郁郁寡欢地回到了南海会馆。不一会儿,林旭来谈。林旭告诉康有为,据他所知道的消息,英国与俄国今天已经开仗,今天晚上慈禧太后也突然提前从颐和园返回宫中。
这一新的变化自然引起康有为的注意,他又开始侥幸地认为,外交危机的突然到来,或许能够缓解国内的政治冲突。他觉得慈禧太后等那些守旧势力无论怎样痛恨他们这些维新派,也不会在外交危机的严重关头发动政变,于是“稍为安心”,对于已经确定的离京出走计划又表示了犹豫。
在弟子门生的强烈要求下,康有为同意留下梁启超、康广仁等人继续在京城“谋救”皇上,他个人于9月20日天未明时凄凉离京出走。
五、新政终结
9月18日,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上奏折,恳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秦折所列举的几点理由主要有:
其一,文廷式创设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
其二,康有为与其弟康广仁、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
最重要的是其三,指责光绪皇帝听信康有为等人的蛊惑宣传,企图引用东洋故相伊藤博文。
奏折称:“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份奏折显然使慈禧太后深感不安。
据记载,慈禧太后“原定初六日还宫,皇上于初三日代传懿旨,忽于初三日酉刻进城,诸务仓促未备。所以匆匆还宫者,为监视皇上见伊藤也。”可见,慈禧太后临时改变计划,提前自颐和园回宫,赶在光绪帝接见伊藤时在屏后监视政情是很紧张的。难怪光绪帝与伊藤的会见外交辞令式的客套居多会见程式行礼如仪。
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夜提前还宫,表明她完全接受了杨崇伊奏折,决心恢复“训政”。20日中午,她在屏内监视了光绪帝与伊藤博文的会见。在迫使光绪帝接受“训政”后,21日一大早,慈禧太后返回颐和园。
同日,她以皇帝名义发布两道谕旨:
一、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诱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二、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遵照清廷的决定,步军统领衙门于同一天早上派缇骑数百人分别包围了南海会馆及张荫桓的官邸,抓到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及康有为的门人并仆人等多人,并查获康有为收到的书函百余封、门簿一本等文件。
同日晚,杨崇伊把慈禧“训政”的消息带到直隶总督荣禄处,并在天津获悉了袁世凯所述谭嗣同有谋围圆明园、劫制皇太后的密谋,次日,赶回北京,把消息捅给了庆亲王奕劻。奕劻立即报给了慈禧太后。
当慈禧太后得知审讯康广仁的报告后火速赶回宫中,据说抵达宫中的时候已在21日深夜或22日凌晨时分。返回宫中的慈禧太后立即在便殿召集紧急会议,庆王、端王、军机御前大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慈禧太后并设朱杖于座前,疾声厉色责问皇上:“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聩,不肖乃尔!”
听了太后的指责,光绪皇帝战栗对曰:“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闻言厉声怒曰:“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太后复厉声问:“汝知之乎,抑同谋乎?光绪皇帝战栗对曰:“知道。”太后曰:“既知道还不正法,反要放走?”皇上即云:“拿杀。”
清廷立即决定,一是电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及上海道蔡钧等,着荣禄于天津火车站及塘沽一带严密查拿康有为行踪,若康有为从天津逃走,着蔡钧等在康抵达上海时立即抓捕,务必不要让其避匿租界;二是责成步军统领衙门加强对紫禁城、西苑及颐和园三处的警卫力量,严防康党门徒狗急跳墙,借机生事。
9月23日晨,慈禧太后在勤政殿举行重新训政的正式典礼,接受光绪皇帝及百官的恭贺。典礼毕,慈禧太后复于便殿召集群臣继续审问光绪皇帝,并将所查抄皇上书房中及康有为寓中奏章、说帖等件,逐条审讯,以诸臣质之。
内有杨锐、林旭述光绪皇帝催康有为迅速出京之函,慈禧太后大怒,问皇上,皇上不敢认,推托为杨锐的意思。其实,慈禧太后此时已经从荣禄那里获知袁世凯的报告,对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谋已有大概的了解,但她似乎还不知道此事与光绪皇帝是否真的有牵连,所以她问皇上康有为的这一计划究竟是什么意思。
康有为的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计划,其实根本就没有明白告诉过光绪皇帝,因此光绪皇帝也就很难说出康计划的真实企图,只得将此计划的责任推到康有为一人头上。
这实际上意味着光绪皇帝的立场正在发生急剧转变。24日,上谕宣布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先行革职。至此,戊戌年间以康有为“谋反”罪名而受牵连人员已增加至十人左右。
军机四章京的被捕,特别是光绪皇帝最为信赖的大臣张荫桓的下狱,实际上势必追究光绪皇帝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光绪皇帝在事实上也已经无法正常工作。然而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国不可一日无主,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光绪皇帝领导或指使康有为等人谋反弑后的情况,下,慈禧太后也无法罢黜光绪皇帝的地位,也无法很快找到个能够多替代光绪皇帝的入。
因此光绪皇帝既不能引咎辞职,也无法处理朝政。9月25日,皇帝表示:“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显然,光绪皇帝借身体有病为由,检讨新政开展以来的作为,带有自责之意。
此后,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为稳定大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严惩与康有为案有关人员。9月29日,公布了康有为罪行,宣布处死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第二,任命、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员,组成新的负责机构。除荣禄、徐用仪的任命外,又调启秀为礼部尚书,赵舒翘为刑部尚书,裕德为理藩院尚书;任命前革职官员怀塔布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赏袁昶在总理衙门行走等。一些地方官员也相应作了调配。
第三,撤销新政期间的若干举措。首先恢复先前一度下令裁撒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裁撤《时务官报》,废止士民上书。
除京师大学堂继续兴办外,其他新政事业大多废止。慈禧太后还颁发懿旨,规定乡会试及岁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兹流弊,即行停罢。
第四,实施加强社会控制的措施。首先宣布康有为“学术乖谬,大背圣教。其所著作,无非惑世诬民、离经叛道之言”,命令将康有为所有书籍板片,由地方官严查销毁,“以息邪说而正人心”。
湖南是新政最为活跃的地方,清廷特别对湖南采取措施,命令张之洞执行:“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说、札记、答问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
对于报馆,重申严禁:“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妄造谣言,感世诬民,罔知顺忌,亟应设法禁止。”认为报馆主笔都是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各地地方官要严行访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入心”。对于维新时期的各地学会,也命令禁止。
第五,停止阅兵,加强练兵。为了防止万一,在处死谭嗣同等六人后,清政府又明令停止原计划于10月在天津的阅操。懿旨强调,现在时事艰难,以练兵为第一要务,特别任命荣禄为钦差大臣,节制提督宋庆所部毅军、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统一事权,认真督练,俾使各军悉成劲旅。
慈禧太后出园训政,光绪皇帝养病,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戊戌六君子被杀,荣禄调任中央主持政府日常事务,新政期间的新生事物,除了保持京师大学堂外,其他大多复旧。
慈禧太后说:“我朝圣圣相承,宪度修明,尽美尽善。至于厚泽深仁,难以枚举。”大体上,整个社会运转和政治操作,恢复旧时模样。
此均标志着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运动彻底结束,中国在沉闷与失望中结束了1898年。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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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英签约多少年香港回归?
1842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香港岛被永久割让,正式成为殖民地。
九龙半岛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也被永久割让。1898年,英国向清廷租借新界99年,租约于1997年7月1日到期。20世纪80年代初,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开始与英国谈判香港的问题。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式提出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他还向客人介绍了「一国两制」的构想,撒切尔夫人当面称赞这一构想是「天才的创造」。此后,经过多轮谈判,到1984年撒切尔夫人再度访华时,双方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5. 请问中国茶叶什么时候开始传入英国?
茶是世界三大无酒精的文明饮料之一,它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喜爱,饮茶风尚遍及全球。迄今为止,全世界种茶国家高达六十多个,但探本溯源,世界各国最初所接触的茶名、饮用的茶叶、饮茶方法、引种的茶苗、种植技术、制作工艺以及茶具茶艺等皆源自中国,其途径或直接或间接。英国能成为驰名世界的爱好饮茶之国,正是在中国的影响下。作为一种神奇的饮料,茶在18世纪成为英中贸易的核心商品,长期处于贸易中的支配地位,为贸易商赚来了高额利润。红茶在18世纪得到了大发展,英国人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红茶为主,下午茶为特色的饮茶习惯。直至今日,红茶己然成为“国饮”,而这一切主要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积极发展红茶贸易来实现。
中国不但是茶文化的发样地,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树与利用茶叶的国家。通过考古遗迹和史书记载可以证明,早在上古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里,我国就发现和食用茶叶。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早研究茶的国家,并将其撰写成书流传千古。约公元前2世纪的辞书之祖《尔雅》,收集了丰富的古代汉语词汇,其中就有茶名的“茶”字,这是可以考证的世界上最早关于茶的记录。唐代陆羽(733年一804年)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叶的专著《茶经》,对中国和世界的茶学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由此可见,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尽管中国茶叶拥有悠久的历史,但欧洲国家却直到16世纪中叶才知道中国茶叶,而茶叶为其认识与享用始于访华的欧洲传教士。在中国茶叶还没有进入英国本土的时候,己有少数访华的英国传教士认识中国茶,他们大都真正到过中国并在旅居过程中接触到中国的饮茶文化。东印度公司驻日本平户(今广岛)的代理人维克汉姆仪.Wichham)对中国茶非常喜爱,他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6月27日写给澳门分公司经理伊顿的信中,特意请其想办法在当地购买最优质的茶叶(Chaw)一罐。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信中使用的茶是“chaw”的拼写,可见当时的英文文献资料中使用了广东话“cha”的派生词。塞缪尔,拍切斯(Samuel Purchas)于天启五年(1625年)在伦敦出版的《泊切斯巡札记》中提到了茶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日常必备品。
中国茶叶究竟最早是何时传入英国,其传播途径如何,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出现在英国的茶叶是由荷兰传入的。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陈椽的《茶业通史》一书指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开始与中国通商。翌年成立东印度公司,专门从事东方贸易。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商船自爪哇来澳门运载绿茶,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转运回欧洲。这是西方人来东方运载茶叶最早的记录,也是中国茶叶输入欧洲的开始。”
书中还提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英国一家咖啡店出售由荷兰输入的中国茶叶……。”由此茶叶初入欧州应归功于荷兰人,庄国土教授也认为“第一批茶叶输入欧洲,系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从中国澳门运到爪哇,再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运抵荷兰阿姆斯特丹。”还有一些中国学者认同这种观点。此外,简·佩蒂格鲁的《茶叶社会史》、刘鉴唐、张力主编的《中英关系系年要录(公元3世纪一1760年)》等书都有类似的论述以及胡赤军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描述。
由此得知,荷兰是最早把中国茶叶带到欧洲的国家,而后将其转售西欧其他国家。它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时第一次将少量的茶叶卖给了英国。
当时,茶叶刚进入英国本土还不为人所知,于是某些具有商业头脑的商人抓住了商机,陆续将其纳入到自己经营的范围中,这使得茶叶在英国社会逐步传播开,之后茶叶的影响也逐渐增大。其中,伦敦商人汤玛士·卡拉威(Thomas Callaway)无疑具有超前的商业敏感性,他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率先在自己的咖啡馆中出售茶叶。为了提高自己所经营的咖啡馆中茶的竞争力,他开始张贴广告,向民众介绍茶和茶的功效。
6. 安倍有哪些耻辱外交?
2022年7月8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街头发表演讲时遭遇枪击。当天下午17点03分左右日本官方对外宣布已确认安倍晋三死亡。既然俗话说“盖棺论定”,那么安倍晋三的是非功过当然可以论定了。如何看待安倍晋三这位日本前首相呢?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看他执政期间对日本内政的影响;二是看他执政期间对日本外交的影响。
当然我们作为中国人隔岸观火可能还是对日本的外交更感兴趣。毕竟这可能会直接与我国的利益产生交集。安倍的外交政策呈现出日本保守派政党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尝试在国际舞台上以开放形象示人;另一方面他也从未放弃过民族主义的本质。安倍在外交上崭露头角甚至早于他当选日本首相。2002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效仿当初田中角荣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做法决定访问朝鲜。
小泉访朝期间同行的安倍利用朝鲜绑架日本人质事件向朝方施压。最终朝鲜方面同意就此事道歉并遣返了5名被绑架的日本人。随后日、朝双方签署了《日朝平壤宣言》。2006年安倍初次当选首相时日本正因为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与中、韩等国邻国关系紧张。安倍刚一上任就出访了日本首相5年未曾涉足的中国。安倍这次出访在当时被中、日两国以及国际媒体称为“破冰之旅”。
安倍在访问中国之后又与韩国总统卢武铉举行了会谈。中日关系、日韩关系在当时确实因为安倍的访问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可如果因此高估安倍对中、韩等亚洲邻国的外交善意是不客观的。2012年重新当选后的安倍骨子里的民族主义情结开始充分暴露无遗:2013年安倍以首相身份参拜了供奉了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此后安倍曾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安倍还否认日军在二战期间曾对中国和韩国的女性进行过性奴役。
这些行为使日本与中国、韩国的关系降至了近几十年的低点。与此同时安倍政府在巩固强化美日同盟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加入TPP协定正是日本追随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拓展日美同盟之举。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宣布退出了TPP协定的谈判,此后就由日本来主导谈判进程。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安倍是少数几个与他保持密切关系的世界领导人之一。
特朗普就任后安倍迅速赶到纽约成为第一个与特朗普会面的外国领导人。此后安倍通过高尔夫比赛、电话和个人会面等方式与特朗普发展出密切的私人关系。有次安倍陪特朗普打球时还摔了一跤,结果他爬起来一路小跑去追特朗普。这件事被记者拍到后在全球引为笑谈。安倍在任期间也曾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数十次。安倍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日俄之间的岛屿争端问题。
早在安倍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担任外相时就一直试图解决这一争端,但直到如今日、俄两国仍未签署和平条约。安倍在会见普京时总是快步小跑入场,然后冲上去和普京握手,点头、哈腰、微笑。这一整套动作连贯得如行云流水一般。2019年9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纽约签订的一份贸易协议规定:日本需要削减72亿美元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
与此同时日本还需要将目前对美国牛肉征收38.5%的关税降至9%,日本对美国高价位猪肉4.3%的关税需要降至为零。此外日本需要立即取消美国输入的杏仁、蓝莓和西蓝花等商品的关税并分阶段取消奶酪和红酒等商品的关税。这被日本民众普遍视为是一份丧权辱国的协议。安倍这一系列举措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看来都会觉得是一种低三下四的耻辱行为。
可实际上这不过是日本人惯常所用的隐忍方式。如果说“韬光养晦”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那么真正将这一思想精髓发挥到极致的非日本莫属。日本民族从骨子里就有一种对强者的崇拜意识:当中国大唐王朝强盛之时日本就派出遣唐使虚心求教学习;当黑船来航强行打开日本的国门之后日本通过效仿西方列强进行改革摆脱了民族危机;在二战中日本败于美国之后又再次隐忍起来。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登陆这个岛国的美军士兵颇为担心会受到日本人的暗算报复,可很快他们就发现即使自己一个人走到再偏远的日本乡村也会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二战后的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受到美国的高度控制。在这样的状态下日本历任政府只能在服从于美国这个大前提下尽可能在夹缝里求生存求发展。战后的日本正是利用美国的庇护重新成为国际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强国。
日本还利用美国需要借日本之手在亚太地区牵制战略对手的需求实现了重新武装化。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和加害国只能拥有专守防卫的自卫队,可时至今日自卫队与国防军的差别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只存在于纸面文字上。在军事领域受到制约的日本如今比起美、中、俄这几个军事强国确实有相当的差距,可日本自卫队无论兵力规模还是装备水平其实早就超过很多国家的正规军了。
安倍在特朗普、普京等人面前表现得那么卑躬屈膝其实都是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安倍很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面子与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比起来并不重要。安倍孜孜不倦所谋求的就是让日本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可他所谓的“正常国家”在我们看来恰恰是不正常的。安倍所谓的“正常国家”就是要打破日本自二战以来在政治军事领域所受到的束缚制约。
事实上日本自卫队早在1991年4月就已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当时日本自卫队就奔赴海湾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扫雷活动。2001年11月30日通过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修正案》解除了到当时为止对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主体行动的限制。2001年12月初日本自卫队舰船抵达印度洋对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实施后勤支援。2009年日本海上自卫队以打击海盗为由停靠吉布提。
此后日本海自战舰停泊在吉布提港口日渐常态化。2010年7月7日在吉布提举行了日本自卫队首个海外正式活动据点的开设仪式。号称”专守防卫“的日本自卫队其实比我国更早拥有海外军事基地。2015年安倍内阁通过了“新安保法制决议”。这意味着日本开始改变“专守防卫”的态度。此后日本扩军备战动作越来越明显。2018年日本通过的“防卫计划大纲”相关文件无限扩大自卫队的“防卫领域”。
安倍在任时期用表面的卑躬屈膝隐藏着扩军备战的真实意图。如今安倍晋三本人是死了,可安倍外交未必随着他的死画上句号。依靠美国实现重新武装化是日本长期以来的外交策略。目前日本很难说已放弃了这样一种外交策略。那么未来的日本是否可能出现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呢?这个问题是我们目前无法解答的,但我们必须对这样一种可能的危险性有所准备。
7. A股有没有隐藏着的下一个华为?
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我相信A股至少隐藏着十个以上的下一个华为。
中国具有非常大而且肥沃的市场,可以养活很多小国家无法养活的新兴行业,这也算典型的规模优势,马太效应。
举两个例子:
1:大华股份,个人一直认为大华股份具有成为下一个华为的可能性。从企业的性质看,都是优秀民营企业,股权架构类似于华为的全员持股模式。新上任的总裁来之于华为南美的区域总裁——李柯。
同时,大华具备强大的研发能力和研发投入,研发经费投入达到营业额的10%以上,在同行业内排名第一,投入比例跟华为接近。具有5000人以上的研发团队,每年获得的专利数量快速上升。巴西里约奥运会80%安防设备由大华提供,不知不觉大华成为世界前三的安防设备供应商。
2.比亚迪,比亚迪目前看是最有潜力成为下一个华为的企业,英国首相访华,比亚迪和华为是唯一两个参会的民营企业。比亚迪全球新能源布局初见雏形,商用车和云轨,以及储能产品销售到全球60个国家200多个城市。斩获国际大奖众多。有人,有技术,有高端战略。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小华为了。
期待祖国成长出更多世界领先的大公司!中国不只有华为,大疆,吉利,阿里,腾讯,小米,海尔,格力未来都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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